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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恶搞”?
新华社报道后,上海当地媒体间曾有传言,“协和”的此次危机是同行“恶搞”的结果,所谓的病人不过是竞争对手的“托儿”。支撑此说的一个依据是,报道中的投诉人王洪艳此后未再出现。
患者徐江红在看了此报道后,去找协和医院讨说法。结果被告知:新华社的报道是瞎编的,有媒体已经为其澄清,她被告诫不要像王洪艳那样搞得“身败名裂”。
在竞争激烈的上海民营医院业界,除雇用“医托”争抢生意外,利用假病人互相“投诉”的做法也不鲜见。
然而业内对此说却深为不屑。王洪艳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当时她正处在极度恐惧当中,因为怀疑被跟踪,她和妹妹甚至连夜搬了家。1月5日,王曾应陈晓兰的邀请,随上海市药监局稽查人员一起去了上海协和医院,在陈晓兰的鼓励下她现场暗中指认,“协和”一连串的造假终于浮出水面。
公关媒体
上海长江医院的“孕妇不孕案”发生后,有业内人士总结:主要教训在于医院危机公关能力太差。本报记者得知,事件发生后,上海长江医院曾将该院企划部一员工辞退,该人士系医院为应对媒体招进。
同样作为业内的新星,“协和”的媒体运作水平被认为远超长江医院。事实上,在许多上海民营医院还停留在“电话号码+服务项目”上时,协和医院已经率先有了品牌意识。电视上屡次出现的“妈妈,我来了”的可爱婴儿形象,让许多观众印象深刻。而协和的广告“干净”,也已成为上海媒体的共识。
为降低报道的负面影响,上海协和医院几尽全力。对于新华社的报道,协和医院刊发前即已获知消息,并紧急委派一陈姓院长前去“公关”,结果未能如愿。与此同时,上海协和医院的“董事长助理”亦找到新华社发稿记者刘丹,表示此报道关系到医院的生死存亡,希望“缓和”一下,并让对方“最好给我们提点要求”,亦未如愿。
对地方媒体的公关也在进行。上海某主流媒体一位负责人透露,在该报刊用新华社稿件前,曾有自称协和医院的人找上门去,希望不要刊登新华社的稿件,结果被其拒绝。次日,除两家都市媒体外,包括该报在内的上海多数主流媒体,皆刊用了新华社的通稿。
报道的投诉者王洪艳在找媒体前,曾向一位律师咨询。对方告诉她3条路:第一是自认倒霉;第二是打官司;第三,也是最有效的办法———找媒体。
接触新华社前,王洪艳曾找到上海某报投诉,然而她当时并不知道,对方也是上海协和医院的广告客户。上海协和每年的广告投放量,被一业内人士估计数千万。大量投放广告除了赢得市场外,也让它与诸多媒体建立了良好关系。
由于新政策的出台,民营医院从今年起在广告方面大受限制,而借助公益或慈善活动进行宣传,被认为是“突围”之举。在此方面,上海协和医院显然已走在了前面。
低调投资者
上海协和医院这场危机中,有一个人最为着急,却始终未公开露面。此人便是投资人林春光。
跟上海许多莆田籍民营医院投资人一样,38岁的林春光行事低调。几年来,尽管他的医院已经名满天下,但在互联网上,几乎找不到这位老板的任何信息。
此人入沪之前的经历已无从考证。但在上海,他被认为是通过承包一所公立医院的部分科室,获得“第一桶金”。2001年,随着中国向民间开放医疗市场,林在上海投资360万元办起了他的第一家医院——朝晖医院。
2003年,林春光与老乡吴建力一起,成立了上海协和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其手笔之大,已远非朝晖医院所及。此外,林还相继在上海投资办起了上海俪人女子医院、新视界眼科医院。林甚至也不满足于上海,他在成都和重庆也相继投资开办名中带有“协和”字眼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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