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别人的生活

“像约瑟夫一样生活”，在经过南京市中心时，我被眼前一块巨大的广告牌吓住了，这是一幢名叫“约瑟夫公寓”的地产项目，除去它是一个英文名字，我不知道约瑟夫是谁又代表什么。广告上的画面提醒我，那是一种欧洲电影里一样的生活。在一个飘着小雨的下午，我在唐山碰到了“贝弗利山庄”，广告牌上，那个珠光宝气的女士正在喝一杯咖啡。我在北京的家的对面是“哈佛馆”，每天上班的路上，我看到接连不断的“澳洲女人”别墅、“格林小镇”，或是“东方银座”。

我在那种昂贵的、色彩鲜艳的广告牌上，不断看到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西方面孔。他们有的佩戴着假发，有的拄着手杖，有的牵着一匹马，有的挥动高尔夫球杆。我甚至发现了一个热气腾腾的洗浴中心名叫塞纳河，心中暗想，海明威此刻是否正泡在其中。似乎中国好多城市都出现了“曼哈顿”。一位成都的朋友告诉我，一幢“格林尼治”公寓树立在他家的对面，而一个新社区干脆起名叫“摩卡 筑”，只因为摩卡的咖啡香变成了新兴中产阶级的标志之一。

我还看到过数不清的这样的形象：标榜着正宗东方特色的太湖珍珠，却佩戴在一个金发碧眼的姑娘的脖子上；一件百分之百温州产的西装，一定要套在一个卷头发、高鼻梁、蓝眼睛的小伙子身上，品牌的名字则是某个英文单词蹩脚的中文翻译??北京、上海、广州的商业中心区，那些穿戴时髦、自认为是精英的男男女女们，相互叫着英文名，以至于我在一家公司工作四年，仍不知道对面那个女孩子的中文名字。这一切就像是钱锺书的《围城》中那位Jimmy Zhang的翻版。

在我短暂的新闻生涯里，我不断地听到那些雄心勃勃的记者、编辑说，我们要做“中国的《新闻周刊》”“中国的《纽约时报》”；那些时尚杂志谈论的永远是纽约流行什么，米兰流行什么；在谈到一位中国名人时，我们会说，她是“中国的奥普拉”“中国的唐纳德 特朗普”“中国的杰克 韦尔奇”。甚至一些最负盛名的机构，都难逃此运。一位北大学生说自己的学校就像是“中国的哈佛”，清华则变成“中国的麻省理工”。

这是每个中国人都习以为常的景观。我们的国家一方面看起来信心十足，她兴建了世界上最大的水坝，修建了一条非凡的铁路通往西藏，将宇航员送上了太空，向全球供应衣服、鞋帽、电视机，令全球的石油、钢材的价格上涨，她的人民成群结队地到巴黎、纽约大肆购物；另一方面却似乎永远缺乏信心，她的坐标系是别人提供的，她需要别人的赞扬、别人的肯定。在某电视台播放的一则迎接奥运会的电视广告上，不断出现的是美国的、欧洲的、非洲的、大洋洲的面孔，似乎只有让他们微笑了，北京才是值得赞扬的城市。

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的国家就像是一个突然被推入现代世界的迟到者，她步伐慌乱，她把中山装换成了西装，用Michael Wang取代了王有才，早餐吃的是橙汁、火腿而不是豆浆、油条，从胡同、弄堂搬进了“东方曼哈顿”。她总是想模仿别人，却从不相信自己的生活。

但她自己的生活又是什么？那些一心要恢复传统文化、试图复苏古老典籍的人显然是错了，对于如今的中国人来说，《大学》和《论语》的确并不一定比莎士比亚的名言更亲切。文化传统从来就不是僵死的，它不断变化，接纳新元素。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一直是一个被动的消费者，她消费外来的技术、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甚至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都来自于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二十世纪初的俄国。

但是，一个多世纪的模仿与消费之后，我们必须重新建立某种自信心。这种自信心既不是对那种早已不复存在的传统的推崇，也不是对于现在自身状况的自满，而是确信一个社会在面临转型时，这种充斥着痛苦与喜悦的生活本身是具有意义的，在其中挣扎与不屈的真实面孔是富有魅力的。我们住的那幢现代风格的公寓可以仍然叫“关东店1号”，而不必叫“新城国际”；我们的新闻记者可以报道中国的真实生活，而不必等美国《国家地理》和美国探索频道告诉我们，中国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要坦诚地承认，我们在精神世界上匮乏，在心理上慌乱。只有诚实地面对这种匮乏与慌乱，我们才可能找到自己的方向。即使我们用了那么多别人的名词与概念来武装自己，或者逃避其中，我们也不可能变成别人。我们穿着那个欧洲小伙子所穿的西装，住进了“格林尼治”，每天都喝摩卡咖啡，但别忘了，你仍是你自己，仍有着你自己的悲伤、孤独与喜悦。在这些真实的悲伤、孤独与喜悦到来时，那些从别人手中借用的标签显得多么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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